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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長期受黨的教育，有奉獻精神，有大局意識，有法制觀念，事事聽黨的話，處處維護政府形象，個人遇到了困難，有一分容易也不給組織添麻煩，實在生存不下去，需要維護個人合法權益的時候，走的也是法律允許的正規渠道，然而，卻是條條不通，處處碰壁!

　　一. 個人向本單位、當地政府口頭反映。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政策放開后，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個體企業如雨后春筍，投入市場競爭的國有企業由于種種原因相繼停產、破產，廣大職工像秋風掃落葉一樣紛紛下崗。當時政府的口號是，以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砸掉職工的鐵工資、鐵飯碗、鐵崗位，對下崗職工不說一句話，不給一分錢。轉業分配到企業工作的軍轉干部有的夫妻同時下崗，有的全家老少一塊下崗。頭兩年，節衣縮食，借借磨磨，強頂硬撐，后來實在揭不開鍋了，躊躇再三，鼓起勇氣，才向本單位、本地區領導反映。這個時期不叫上訪，是向組織反映;也不是維權，是要飯吃。當轉業干部羞羞怯怯、吞吞吐吐向領導反映下崗多年吃不上飯時，客氣一點的領導說：“大氣候、大環境如此，沒辦法”;有的領導冷冷地說：“改革就是要這樣拉開貧富差距，市場經濟吃不上飯很正常。有困難不找市長，找市場。”吃了閉門羹，挨了一記悶棍，怏怏而回。

　　對于我們轉業干部領導說沒辦法，可眼見得他們把妻子兒女、親朋故友一個個從困難企業調到了機關、財政撥款的事業單位、或國有壟斷企業。公權成了私器。

　　二、寫信。

　　也許是當面反映沒好意思深說，也許是不夠正重，寫信，給區縣、市黨委、政府寫信，翹首期盼無回音。

　　我們是轉業干部，落到吃不上飯的結局，上面是否知道?往上寫信，寫給黨中央、國務院、解放軍總政治部，和血蘸淚，向“母親”、向親人訴說衷腸，依然石沉大海。

　　這些年，或個人，或聯名，寫了多少信?有的接訪干部說：“每天收的信能摞幾米高。”上海軍轉干部估計：“20年來往北京寫的信，足以填滿中南海。”

　　三、人訪。

　　向本單位、當地政府反映，“沒辦法解決”;寫信無回音，只好到省、到北京相關部門當面反映。

　　為了顯示各項改革政策的英明，上面希望社會呈現一派萬民稱頌、鶯歌燕舞的景象，對老百姓上訪，堅決阻止、嚴厲打擊，要求各級領導“把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否則要打棍子、丟烏紗，“一票否決”。在這種情況下，各級官員對上訪人員嚴把死守、不遺余力、千方百計地阻止上訪。對于上訪的轉業干部，有的被堵在家里，有的被堵在車站，有的從半路上截回，有的從旅館里拉回來，有的從信訪門口拽出來。為了走出去，轉業干部跟公安、跟政府官員斗智斗勇，千方百計到達目的地。

　　對上訪的轉業干部，省和國家機關的接訪領導，都是一臉厭煩，滿眼不睬。沒有同情，沒有熱情。

　　當轉業干部訴說生存條件困難時，他們說，“想解決，沒政策。”

　　當轉業干部拿出國家的相關法律和中央的一系列文件時，他們說“過時了”。

　　當轉業干部討要中央廢除轉業干部政策的文件時，他們默不作聲。

　　看看時間差不多了，一般的接訪干部說，“我們把你們反映的情況，如實向領導匯報。”

　　有點權利的領導干部說，“我們研究研究。”

　　匯報后領導的答復是什么，研究后的結果是什么，就再也沒有回音。也許根本就沒有匯報，也許根本就沒有研究，這只不過是打發上訪人員回去的托詞罷了。

　　近20年來，轉業干部或個人，或推選代表上訪，少說也有十幾萬次，既沒有解決問題，也沒有講清道理，更沒有在報紙上說服教育轉業干部不再上訪的文章。

　　四、對駁公堂---走司法途徑。

　　在信訪無回音、人訪不理睬的情況下，企業軍轉干部走司法渠道，把非法剝奪企業軍轉干部合法權益的國家人保部告上法庭!

　　2006年7月，廣西壯族自治區2600名企業軍轉干部聯名向北京第二中級人民法院起訴國家人事部剝奪企業軍轉干部合法權益的非法行為，該院接受了起訴書及有關證據材料，既不立案，也始終沒有任何回復。

　　自2006年以來，全國各地的企業軍轉干部或以地市、或以全省名義相繼起訴國家人事部(2008年3月以后整合為人保部)，仍然是不予立案，也不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

　　2010年，企業軍轉干部到北京中院詢問，接訪法官說，“按程序你們應先到本省法院起訴。”轉業干部又把起訴書送到省院，省院的法官說，“你們告的是國家人保部，應到北京法院起訴。”互相推諉，無人接案。

　　直到去年下半年，有的轉業干部才在網上看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部分企業軍轉干部起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問題的答復口徑”，說什么“起訴所反映的問題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訴訟的范圍。”起訴至今，為什么事隔數年才找借口?為了告知廣大企業軍轉干部，為什么不在報紙上公開發表?至于說“政策問題不屬于法律受理范圍”，有法律依據嗎?隨便找個借口就可以打發了嗎?

　　人保部從開始不給企業軍轉干部留生路，到后來制定的“最基本生活保障”的“解困措施”，還夠不上國家政策。即使是政策，也不能違背國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法院有權利有責任予以受理、判決。長期以來不受理，也不 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只能說明法院是看強權的臉色辦事，只能說明法院對被告的袒護。

　　江澤民說：“司法腐敗是最大的腐敗。”這些年來，司法戰線是老百姓反應最強烈的部門之一，江澤民的話，不是空穴來風。司法與強權媾和，弱勢群體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伸。

　　作為人保部，認為對企業軍轉干部的種種做法不違法、不侵權，就應該積極應訴。如果法院判企業軍轉干部敗訴，不僅可以說明人保部“改革”的正確，而且轉業干部也不再上訪了，政府也省卻了“維穩”的人力、物力、財力，這不正是他們想要的結果嗎?然而，他們一聽說轉業干部起訴就害怕，讓各級官員做工作，阻止起訴，這不正說明他們心虛理虧嗎?

　　五、向“兩會”反映。

　　每年春季召開的“兩會”，是代表們共商國事的時機，也是代表們反映民意的機會，企業軍轉干部也想利用這個渠道反映自己的訴求。每逢“兩會”即將召開的時候，全國各地的企業軍轉干部聯名以各種方式投訴“兩會”，有的直接投寄，有的托請代表轉交。然而，又沒有看透國情，仍然是枉費心機。

　　2001年“兩會”召開之前，山東省棗莊市的企業軍轉 干部給全國人大寫了一封信，找到本市國棉廠一個姓趙的全國人大代表，托請她帶到“兩會”，趙代表當時欣然應允。會后我們找她了解情況，她說：“我們在省里匯集提案的時候，我就說了你們的信，并準備在兩會上作為提案提出。吳官正書記(當時是山東省委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當時說：‘上面有指示，下崗工問題、企業軍轉干部問題在會上 不要提。’因此你們反映的問題，沒到北京就給刷下來了。”

　　代表們參加會議的主要任務是為當政者唱贊歌，提出問題只不過是有意識地襯托珉主氣氛，至于提什么問題，是上面定的。只準提一般的、表面的、正在解決的、準備解決的，群眾反映強烈的敏感問題是不能提的。

　　企業軍轉干部的問題得不到“兩會”重視的另一個原因，就是沒有我們這個群體的代表。全國人大代表的構成，大部分是黨政官員，其次是成功企業家和各路明星，極少數平民百姓代表只不過是個陪襯。代表主要是代表本團體利益講話，主持正義、管“閑事”的人鮮見，更犯不著捅“馬蜂窩”。企業軍轉干部在全國有百萬之眾，按《選舉法》規定的代表人口比例，全國人大代表應該有我們的名額。如果有企業軍轉 干部珉主選舉產生的代表參加全國人代會，一定能夠反映我們這個群體的利益，這個問題可能早就得到了圓滿解決，根本就不會出現全國企業軍轉干部集體維權的現象。我們堅決支持黨中央政治改革的主張。

　　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已經走過的路，之所以重提，就是想回敬那些居高臨下、喋喋不休“教育”企業軍轉干部維權要走“正規渠道”的“正人君子”。好像軍轉干部維權沒有走正規渠道，近20年來，在維權過程中，我們走的哪一條不是正規渠道?可以走的正規渠道我們都走了，可全叫他們堵塞了，卻又反過來充好人。

　　正規渠道維權條條不通，是不是可以走旁門左道?我們轉業干部首先要做一個好公民，一個好黨員，非法的事絕對不干，有損黨和國家形象的事絕對不干。至于弄幾塊展板，宣傳國家法律、黨的政策和中央嶺導人的講話，違反了什么法?之所以受到打擊干擾，只能說明他們怕見陽光，反對黨的政策。至于多去一些人，完全是他們逼的，而且也是為了用事實揭穿“上訪是極少數********的人鬧事”的謊言。企業軍轉干部維權，給他們的悖改革抹了灰，觸到他們違法、制造不公的痛處，揭了他們心口不一、偽君子的兩面派行為。腐敗分子對企業軍轉干部維權，時刻都想加罪，恨不得一腳蹍死。正因為軍轉干部學法懂法守法，他們才無從下手;正因為軍轉

　　最近，一個自稱“列席了國務院3 方面人員管理辦公室08年度工作總結會議”的某部門領導干部在網上說;“82%的企業軍轉干部對現有待遇滿意，這個結論是不可能憑空捏造的，一個不能被大多數人所能接受的政策，勢必造成社會的動亂。現在看起來，形勢很穩定，這從一個側面證明了政策的合理性。”不動亂就是你們判斷大多數人滿意的依據嗎?你這不是有意挑動全國企業軍轉干部造反嗎?正是你們這些腐敗分子人為地制造了社會分蓜不公，激起了民怨，才造成了社會不安定;正是你們這些奸臣賊子不實事求是的反映情況，欺騙中央，才干擾了領導層解決企業軍轉干部問題的決心。為了排除干擾，我們就是要旗幟鮮明、理直氣壯、堅持不懈地起訴他們;為了戳穿他們“只有少數人對待遇不滿”的慌言，我們就是要團結起來，多去一些人!

　　我們要相信黨，相信群眾，相信自己，相信正義的事業一定能夠取得最后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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