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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屈原的傳說尚未廣泛流傳前，端午的習俗仍因襲對惡日的禁忌，以保健、避疫為主要原則。崔寔（逝于一七○）的《四民月令》記載：「是月（五月）五日可作酢；合止利黃連丸、霍亂丸；采葸耳，取蟾諸，以合創藥，及東行螻蛄」。除了治難產的縷蛄外，其余都是治下痢、中暑等夏季常見疾病的丸藥。    應劭的《風俗通》則記載：「五月五，日以五彩絲系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一命辟兵繒，一名五色縷，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光從「長命」、「續命」等名稱看來，就可以知道，當時人是多么畏懼惡日對生命所造成的威脅。不僅在實際上制作治病的丸藥，在心理防衛上，也要仰賴五彩絲來抵御那超自然，不可見的鬼魅及兵災。    盡管有這些顧忌在，端午的生命力并未因之減，積極祈禳的習俗仍隨處可見。周處（二四○－約二九九）的《風土記》記載晉朝新興的端午習俗有：「采艾懸戶上，踏百草、競渡」等。懸艾固然是為了禳毒，踏百草就是后來稱為「斗百草」的游戲。而被視為端午特色的競渡習俗，也在此時出現。據宗懔（約四九八－五六五）的《荊楚歲時記》按語：「按五月五日競渡，俗為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所，故命舟楫以拯之」。《史記》中并未確實記載屈原投江的日期，此說顥然是受了傳說的影響。事實上，競渡、祈禳。表面上是為拯救屈原而舉行的競渡，基本精神仍不脫惡日驅邪崇的本意。    南北朝時，端午又稱為「浴蘭節」，荊楚一帶有采艾的習俗。采艾要在雞未鳴以前就出發，挑選最具人形的艾草帶回去掛在門上，或是用來針灸。據說這種艾草，在針灸的時候別具有療效。一般人則將艾草扎成虎形，或是剪彩作為小虎，再粘貼艾葉于其上，在端午節時配戴。除了采艾之外，也采菖蒲來泡酒。    到了唐朝時，端午已成了個重要的節日，宮廷中也有種種的慶祝活動。唐朝的皇帝多在端午日賞賜臣下。王溥（九二二－九八二）的《唐會要》卷三五記載，貞觀十八年唐太宗以御筆題字的「飛白扇」賜給長孫無忌及楊師道。他說：「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朕各賜君飛白扇二，庶動清風以增美德」。不只是寵臣有賞，一般文武官員也各有賞賜。馬縞（約十世紀中葉）的《中華古今注》記載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唐書。禮樂志》也記載，天寶年間于端午節以衣、扇獻于祖陵。    王仁裕（八八○－九五六）的《開元天寶遺事》卷上記載唐玄宗時：「宮中每到端午節，造粉團、角黍，貯于金盤中。以小角造弓子，纖巧可愛，架箭射盤中粉團，中者得食。蓋粉團滑膩而難射也。都中盛行此戲」。不過，這只是豪奢人家才玩得起的游戲，一般人家在端午只能以經濟實惠的扇子來應景。李淖（約八八○以后在世）的《秦中歲時記》記載：「端什前兩日，東市謂之扇市，車馬特盛」。溤贄（約九○四前后在世）的《云仙雜記》卷一引《金門歲節記》也說：「洛陽人家。。。。。。，端午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避瘟扇。」（早期的扇子大多以蒲葉制成，由于菖蒲具有禳毒的功效，所謂的避瘟扇，或由此化而來）。    唐朝新興的端午習俗，還有所謂的「五時圖」。段成式（約八○三－八六三）的《酉陽雜俎》卷一記載：「北朝婦人，五日進五時圖、五時花，施之帳上。」所謂「五時圖」、就是在紙上畫蛇、蝎、蟾蜍、蜥蜴、蜈公，也稱「五毒符」。據說這五種有毒的生物只有同時存在時，才不敢互相斗爭，得以和不共處。所以，掛五時圖就可以防止這些毒蟲作怪。    宋朝的端午節物，比起歷代，更見精致。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序于一一四七年）卷八記載：端午節物，百索、艾花、銀樣鼓兒，花花巧畫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團。紫蘇、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藥相和，用梅紅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賣桃、柳、葵花、蒲葉、佛道艾。次日家家鋪陳于門首，與五色水團、茶酒供養。又釘艾人于門上，士庶遞相宴賞。    陳示靚（約一二二五-一二六四）的《歲時廣記》卷二一引《歲時雜記》提及一種「端五以赤白彩造如囊，以彩線貫之，搐使如花形。或帶或釘門上，以禳赤口白舌，又謂之搐錢」。以及另一種「蚌粉鈴」：「端五日以蚌粉納帛中，綴之以綿，若數珠。令小兒帶之以吸汗也」。這些隨身攜帶的袋囊，內容物幾經變化，從吸汗的蚌粉、驅邪的靈符、銅錢，辟蟲的雄黃粉，發展成裝有香料的香囊，制作也日趨精致，成為端午節特有的民間藝品。    宋人的巧思還不僅限于此。同樣是禳毒的菖蒲及艾草，他們也會加點花樣，使它的外形藝術化。吳自牧的《夢梁錄》（序于一二七四年）卷三記載南宋杭州的端午：「以艾與百草縛成天師，懸于門額上，或懸虎頭白澤」。也有人以泥塑天師像，以艾為頭，以蒜為拳，懸在門上辟邪。「天師」及「虎」是未朝端午最常出現的兩種形象，因為他們的外形威猛，足以鎮懾邪魔外道。同時也可看出道教對端午習俗的影響。    明朝以降，原本意在驅毒的五毒符，逐漸加入裝飾的成分，成為婦女釵頭的點綴。沉榜的《宛署雜記》（一五九三年）第十七卷記載：「婦女畫蜈蚣、蛇、蝎、虎、蟾為五毒符，插釵頭」。這一類的釵頭飾，在清朝江南一帶稱之為「健人」或「豆娘」。    明朝在北京一地，以端午為「女兒節」。《宛署雜記》第十七卷記載：「宛俗自五月初一至初五日，飾小閨女，盡態極妍。出嫁女亦各歸寧，因呼為女兒節」此俗似乎僅見于北京。    靠近江河的地方，則在端午舉行龍舟競渡。張岱的《陶庵夢憶》（一六四六年）卷五記「金山競渡」：瓜州龍船一二十只，刻畫龍頭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彩蓬，前后旌幢繡傘，取其絢；撞鉦撾鼓，取其節；艄后列軍器一器，取其鍔；龍頭上一人足倒豎，敁其上，取其危；龍尾掛一小兒，取其險。自五月初一至十五日，日畫地而出，五日出金山，鎮江亦出。驚湍跳沫，群龍格斗，偶墮洄渦，則百捷捽，蟠委出之。金山上人團簇，隔江望之，蟻附蜂屯，蠢蠢欲動。晚則萬艓齊開，兩岸汨汨然而沸。    楊嗣昌（一五八八－一六四一）的《武陵競渡略》詳細記載了明朝沅湘一帶的競渡習俗。當地俗傳競渡是為了禳災，因此劃龍舟前要舉行種種祭祀，還要聘請;巫師來作法以祈求勝利。劃過龍舟后，居民會舀取龍舟中的水，加入百草用來洗澡，用意也在于辟惡。    西湖的龍舟則分為兩種。其一分為上下兩層，上層有小孩裝扮各種歷史、神仙人物，下層載有鼓吹手，敲鑼打鼓，兩傍坐著劃船的水手，這種龍舟較具表演色彩。競賽用的龍舟則繞著大龍舟周圍打轉，待大龍舟上拋下物件，小龍舟上的水手便下水爭搶。其中以錢、鴨兩物最難搶得，因為錢幣入水即沉，鴨子則會四處游竄躲避。盡管歷代都有在端午節捉蝦蟆制藥的習俗，似乎一宜要到明朝，才有朝廷的太醫加入這個偏方的陣容。劉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一六三五年）卷二：「（五日）取蟾酥」。取蟾酥的方法是以針刺蟾兩眉之間，使蟾蜍分泌白色的乳狀毒液，再以竹片刮下保存。據說蟾酥可治疔瘡、惡腫。    另一種民間辟蟲的偏方則是飲菖蒲、雄黃酒。除了喝以外，也把雄黃酒在帳之上。顧祿的《清喜錄》（一八三○年）卷五：「研雄黃末、屑蒲根，和酒以飲，謂之『雄黃酒』。又以余酒染小兒額及手足心，隨灑墻壁間，以祛毒蟲」。有的小孩子不敢喝酒，父母就會以雄黃酒在他們額上畫一個「王」字，以使百毒不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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