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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祖國共成長”主題征文：兩代人的35歲

　 六十春秋一甲子，轉眼到了國慶六十周年的大好日子。
　 之所以對國慶日很為敏感，除了有一種民族自豪感在心底涌動之外，更源于一個私密的因素，我的父母與共和國同齡，而頗為巧合的是，與共和國同齡的伉儷又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了一輩子。六十年，對于一個國家而言，那是風華正茂的青蔥歲月，對于一個花甲之年的男人來說，則已經到了退休怡養之年，今年的國慶前夕，父親也到了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
　 我不知道父母對于國慶節的印象如何，但我至今清晰地記得父母親35歲那年的國慶，那一年，我還是個十歲的孩童，或許是因為幼時腦海留存的印象不多，故而至今還記得當時的最繁華的解放路中間是有著長長的花壇分隔的，而馬路上的汽車是少之又少的，也沒有摩托車，騎自行車已是相對小康的標志了，國慶那日街頭鬧市似乎插滿了大紅大綠的彩旗，雖然街面冷清，但氣氛還算熱烈。當時的紹興街頭，解放北路是遠比解放南路要鬧猛許多的，不為別的，就是因為城北橋頭有一個全市唯一的汽車站。
　 我的父母恰好在這個汽車站里工作，因此年少的我也趕借機趕了不少的熱鬧場子，記憶中車站里的人總是那樣多，而父母親的每一個國慶節也是在這個車站的崗位上度過的。家長一忙乎，孩子就偷樂，我們的童年不像今天的孩子一樣整天被家長押到興趣班藝術班尖子班銜接班泡在無盡的作業里，閑得沒事干，翻完連環畫，便逛到家長的單位去體驗大人們的忙碌也很尋常。
　 市區的城北注定是要很熱鬧的，有鐵路，有碼頭，有車站，三位一體都集聚在城北橋旁，沒有不熱鬧的理由，其時，鐵路班次少得出奇，蝸牛速度的輪船已經衰微，而汽車站只有那么一個，只要出門乘車，不用問東南西北，統統往城北橋趕，候車室里人頭攢動自然比新河弄的老菜市要熱鬧的多。乘客多，父母的工作也就忙，正好為我提供了一個到處亂躥的機會，所以有一天，我也斗膽爬上過汽車站的樓頂，因為車站實在不是很高，充其量不過如今的三層樓高，狀如碉堡，水泥墻面，候車室則還要低矮，“碉堡”的內側有一個小小的鐵梯，用水管與角鐵焊成的，因為上面是個平臺，有人利用平臺在曬些衣物，于是便好奇地尾隨上梯，感覺了一番“一覽眾山小”的豪邁。其時，對面的紹興大廈還沒建起，城河內外一片老屋，鬧市中心也沒有高樓大廈，望著低矮的紹興城，感覺自己很偉岸，油然對“碉堡”車站產生了一種敬意，以后打量“碉堡”自然多了一種仰視感。
　 “碉堡”并不因為我的仰視而顯示出高度與寬度來，相反，而越來越多的乘客形成明顯對比的是，“碉堡”越來越不夠用，我曾像“吸鐵石”一樣粘過母親幾次，目睹車站檢票時的情形。那時候的候車室設施是沒有科技含量的，一切都依賴于手工，就連發班前的喊話也不能借助于擴音設備，電子顯示屏那是想也沒想到的事兒，發班前，用粉筆在小黑板上寫好待發班次與時間，掛到檢票口門楣上方，數分鐘后，開始檢票，車票沒有條形碼，全憑肉眼細看，然后用小銅夾在長條形的厚紙片上夾圓孔計數，一個圓孔代表一位乘客，而長條線上的是事先用圓珠筆劃好的區域的，每個區域寫上停靠站點，夾圓孔的時候就要按照車票上的到達站點來正確夾孔，才不致填錯路單弄錯下客人數。因為其時沒有電腦設備，也沒有自動播音提醒，生怕不識字的乘客耽誤了班車，所以每次發班都要擴大嗓門提醒乘客準時乘車，“胖大海”自然也成了當時檢票員們的必備良藥，以致被幼小的我誤認為檢票員條件這么好每天都有橄欖吃。
　 要乘車就得去車站，站外沒有出租車、小三輪等其他運輸工作，火車班次更是少得可憐，買車票堪比中大獎，一個字，難。這就意味著錯過了客運班次就意味著當天可能要留在城里花一筆住宿費了，憑那時的經濟條件，住旅館那是很奢侈很肉痛的事情，因而那時候的乘客總是很勤快的，天不亮就來排隊，買到車票后就一直呆在候車室等班車，故而使狹小的候車室猶見擁擠，在沒有空調的夏天，真難以想象吊扇下的乘客是如何做到耐心候車的。幸好那個時候對于農村班車的超載制度還不是很健全，就和現在的公交車一樣，只要人能擠進去，車門還關得上，多擠一個是一個，別說站著，哪怕踮著一只腳乘客也愿意，只要踏上了回家的歸途，苦一點累一點擠一點算什么呢？大熱天的車廂里的很擠且沒有空調咋辦？不怕，只要車子一啟動，車窗一開八面來風，還有什么苦和累比得上乘車回家的愜意呢？！當時的乘車環境就是這么簡單，當時乘客的意愿也就這么簡單，能走就行，還挑剔什么呢，過了這趟車也許就再沒有第二種回家途徑了。
　 狹小的檢票口總是人滿為患，而且乘客們的手里都沒閑著，各式各樣的大小包袱特多，甚至有農人是挑著扁擔來坐車的。那時候長途班車也好，農村班車也罷，出門乘車的人很少有人會空著手，仿佛不帶著大包小包坐車簡直是對車票的浪費，只要有力氣，拖幾個箱箱包包蛇皮袋之類的東西是很有必要的，哪怕里面裝著一些不值錢的東西，也要帶上車去的。這也很怪，越是物資匱乏的年代，出行乘車隨帶的物資就越多，走親訪友一定要帶點土貨什么的才叫不虛此行，于是，發車之前，車廂里很不平靜，乘客都忙著往座位底下塞包袱，有些農村乘客塞滿了自己的座位底下不得不再去霸占臨座的空間，末了，手頭或許還捏著一只家養雞之類的家禽，車廂本來就擠，掙扎的雞禽撲騰起一片騷臭味，少不得引來同車乘客的嗔怪。那景象，是現今衣冠楚楚坐在候車里用筆記本無線上網聊天聽音樂的80后所無法想象的，今昔比照，真有仿如隔世之感。
　 當這些生活的片斷保存在我腦海里時，那一年，父母親還只有35歲。而如今，當年登上“碉堡”車站的小孩童已是35歲的人了，殊為有緣的是，35歲的我繼承了父母的志向，正工作在父母曾經奮斗過的地方，所不同的是，“碉堡”車站早已不知去向，投資巨大的新站正以十年一建的速度拔節而起，成為大紹興的新地標，高科技電子化的設施裝備已成服務管理的必需品，乘車早已不是“擁擠”的代名詞，“相約春之旅，溫馨伴您行”的品牌式旅途服務正在深入人心。驚人的巨變是誰也無法預想的，從父親的35歲到我的35歲，兩代人用25年的光陰與努力見證了一個集團企業成長的喜悅。
  兩代人的35歲，間隔著25年的非常歲月，彈指一揮間，其間已夾雜了太多的人生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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