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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秦倫理文化是中國倫理文化的源頭，古希臘倫理是西方倫理文化的源頭。由于中國周秦倫理文化與古希臘倫理文化各自生長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因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與風格。這些特點與風格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對中國和西方文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為周秦倫理文化是中國倫理文化的源頭，古希臘倫理是西方倫理文化的源頭。由于中國周秦倫理文化與古希臘倫理文化各自生長在完全不同的文化土壤上，因而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點與風格。這些特點與風格在以后的歷史發展中，對中國和西方文化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為中華民族和西方各民族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和行為模式奠定了堅實基礎。因此，周秦和古希臘倫理哲學的比較，對于研究東西方文化有著十分重大的意義。中國周秦倫理文化和古希臘倫理文化產生和發展于完全不同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條件下，探索其主要觀點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邏格斯”信念與“以德配天”理念———法制與德治
周秦倫理是中國倫理文化的源頭，西周德性倫理是以周公旦“以德配天”的天命信念為基礎的；古希臘倫理是西方倫理文化的源頭，古希臘的德性倫理則是以赫拉克利特的“邏格斯”信念為根據的。“邏格斯”（希臘語為logos）首先是一個希臘哲學的概念。斯多亞學派是邏格斯的提倡者和發揚者。他們認為，邏格斯是宇宙事物的理性和規則，它充塞于天地之間，彌漫無形。因為“邏各斯”的存在是絕對的，不可違背的，世界萬物都要受到它的支配；進入社會生活，“邏各斯”就是人們必須遵守的社會生活秩序，是個人德性和社會德性的基礎。從在哲學意義上看，“邏各斯”是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一個以普遍規律和共同法則為基本含義的理性范疇，充分體現了古希臘的法制理念。
西周統治者通過總結商紂王暴政亡國的教訓，認識到“為政以德”的重要性，并用“德治”的理念改造夏、商傳統的“君權神授”的思想，建立起“以德配天”的指導思想。“以德配天”即修養君主道德，適應天道要求。“以德配天”的天，指天命，天道。在西周統治者看來，上天選擇人間君主的標準，是“為政以德”。人間君主要想獲得上天的支持，首要條件是修養道德，以道德約束統治者的私欲。惟有“敬德”“明德”的君主，才符合天命與天道的要求，才能獲得上天的保佑，求得王朝統治的長治久遠。
二、古希臘的美德與中國先秦的美德———中“善”與中庸
蘇格拉底和孔子是東西兩大圣賢，他們對東西方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影響源遠流長。毫不夸張地說，東亞文化的一切幾乎都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源頭，而歐洲文化的一切也幾乎都可以在蘇格拉底那里找到源頭。蘇格拉底學說的核心是教人照顧自己的心靈，“認識自己”。注重心靈最大限度的改善，從而達到人心純潔，道德高尚，社會安定，建立穩定和諧的國家秩序為目的。“善”是蘇格拉底追求的道德理想，也是他全部哲學的最高范疇，以善為目的構成了他的道德哲學體系。人們對善的追求和實現也就是美德，善包括正義、勇敢、節制、智慧、虔誠等諸種美德。在此，蘇格拉底是以智慧作為善的來源和基礎的。諸種美德來自于智慧與理性的認知力。智慧、知識就是美德。“美德即知識”，善即真，知識即善，無知即惡。
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人”，教導人從“愛人”自己做起，在整個社會建立上下有別，長幼有序的道德秩序，達到天下大治的目的。孔子以后，又經歷孟子、宋明理學等后儒的發展，形成了中國古代直至今日仍然是中華民族倫理核心的道德規范，并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倫理準則。它包括仁、義、禮、智、信這五種典型的道德規范。其核心則是“仁”。“樊遲問仁。子曰：‘愛人’”。（《論語·中庸》）仁就是愛人。中庸是規范人們行為的重要道德準則，中庸之道在本質上是人們的立身之道、處世之道、做人之道，具有道德實踐的方法論意義。兩位圣哲的思想都被后人繼承與發揚，并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引發了中西不同的哲學類型和文化精神。
三、古希臘倫理的宗教融合與中國先秦的超越天命———“天命”與“世俗”
古希臘倫理哲學按照自身的理論邏輯逐步與宗教相融合，先秦倫理哲學則超越了天命的影響而走向了世俗。早期希臘哲學面向自然，長于抽象，注重邏輯，追求科學，少有政治倫理的研究，也較少神學因素。蘇格拉底之后，在馬其頓和羅馬時期倫理道德成為哲學研究的主題，但由于社會條件和思維方式上的原因，倫理哲學總是與神學交織在一起。蘇格拉底“美德即知識”的觀點，把知識當做道德的根源，企圖通過對知識的追求發現道德的一般真理，但是在社會矛盾尖銳復雜，神學觀念肆虐的情況下，這種努力顯然是徒勞的，最后，蘇格拉底不得不把至善道德的知識原因歸結為“神的圓滿和照顧到一切事物的本性”。希臘倫理哲學把個體或個體靈魂的幸福快樂作為道德的基點，帶有濃厚的個人主義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