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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月2日，實行了13的科舉制度由光緒皇帝下詔廢止。從此科舉成了歷史上的名詞。但科舉的影響并未從此消失，對它的是非得失，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體來看，抨擊的多，肯定的少，許多評論失之偏頗，缺乏歷史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在此，我要為科舉說幾句公道話。

一、科舉曾是先進的選拔人才方法

要評論科舉，首先應對科舉的產生作一番歷史的考察。兩漢時期，中國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漸完備，如何選拔人才，統治者是頗費了一番心機的。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薦舉的辦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級以至中央政府推薦人才，被推薦的往往是世家子弟，平民百姓則沒有份兒。推薦的標準不是品德、才學，而是門第高貴，因而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的現象。到了魏晉，實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為九等進行品評，這算是進了一步，但主要根據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評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結果呢，“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世家豪族壟斷了做官的權利，庶族地主都難以分到一杯羹，更不用說平民百姓了。因此從東晉到南北朝，北方的崔、盧、王、謝，南方的朱、張、顧、陸，這些名門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連皇帝老子也要退讓他們三分，這種門閥政治造成貴族與平民之間有著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堵塞了平民百姓中優秀人才的晉身之路。隋朝以后實行科舉制度，開科取士，情況變了，“十年窗前勤苦讀，一舉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讀書科舉進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壟斷做官權利的局面，國家選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廣闊的天地，而且一個人中了舉人、進士，改變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勵了十個人、一百個人勤奮讀書，對提高整個民族的文化素質也是有好處的。唐和兩宋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巔峰的時期，也是科舉制度逐步完備的時期，當時創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其中就有科舉制度的一份功勞。元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統治者起先不懂得科舉的作用，后來有所認識，也加以恢復使用。明太祖朱元璋雖然自身沒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實行科舉有利于鞏固他的統治，即位之后很快開科取士。清朝統治者也是這樣。一種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別的制度所取代，說明它本身的優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當時先進的選拔人才的方法。

二、科舉考試內容是不是脫離實際

最近有人寫文章，仍然認為科舉考試內容“毫無實際意義”。這個觀點我是不敢茍同的。我舉幾個古代和近代的例子來說明科舉考試內容并非都是脫離實際的。

南宋寶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狀元的那一科，考試題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幾句說：“天變w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習浮，國計殫而兵力弱，荷澤未靖，邊備孔棘，豈道不足以御世歟？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題目毫不隱諱地指出了國家的嚴重情況，要士子們出謀劃策，化解危機。這樣的考題能說它沒有實際意義，不能經世致用嗎？清光緒壬寅科（19）福建鄉試（考舉人），主考官是閩浙總督許應骙。這次出了三個題目：《漢唐宋開國用人論》、《勾踐焦思嘗膽論》、《子貢使外國論》。第一個題目評論歷史，有古為今用的意義。第二個題目很有現實意義，當時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之役中國一敗涂地，慘遭割地賠款的屈辱，提倡發揚勾踐臥薪嘗膽的精神，誓雪國恥，這和形勢結合得多么緊密。第三個題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貢是孔子學生中善于理財會做生意的，漢朝為什么不能派像子貢這樣的人到匈奴做生意，進行經濟交流使雙方都有利，求得邊境的長期安寧。接下來的會試（考進士），因為北京的貢院遭到八國聯軍的破壞還沒有修好，便改在開封舉行。大總裁盛宣懷出了個題目《論鐵路收歸國有》。這是當時的熱門話題，后來還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之一。這些題目都不能說它毫無實際意義，與經世致用無關。

中國的科舉，歷來是以儒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的。儒家從孔子開始，就是講經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論語》，如果《論語》沒有經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的說法。儒家學說是經過不斷改造的，每次改造都與當時的思想政治相聯系，因此說儒家學說和經世致用脫節，是片面的。在封建社會中，讀書人不敢評論時政，這種情況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網松懈，情況就變了，道光年間，經世致用的呼聲高入云霄，因而出現了像龔自珍、魏源這樣開一代風氣之先的思想家。從整個封建社會來說，讀書人不敢談經世致用的時間是不長的，因此，以儒家學說為指導思想的科舉考試，也大都不是脫離實際的。

三、科舉選拔人才是否公平、公正

在我國實行一千多年的科舉制度，目的只有一個，讓讀書人通過統一考試，擇優錄取，分配他們做各級官吏，實現學而優則仕原則的精英選拔機制，這對于穩定人才的來源，激勵社會上對教育的重視，都有很大的作用。有人以為像李白、杜甫這樣的曠世奇才，都沒有考中進士，因而認為科舉并不公正。我認為不能簡單地下結論說這是科舉制度不公平。造成這種現象原因很多，首先，科舉的錄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鄉試只取一二百人，全國的會試取三百多人，絕大多數人是要落榜的，這樣的錄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說的“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其次，有人興趣在于走“終南捷徑”，不愿意一個臺階一個臺階走科舉的路。第三，科舉選拔的是做官的人

才，不是培養詩人。當然，詩人文學家符合科舉選拔人才條件的，也能夠入選。唐宋八大家中，除蘇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進士出身。總的來說，科舉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

有人認為，科場案件屢見不鮮，只要肯花錢，平庸之輩也能金榜題名。這種現象確實也有，但不是普遍的。科舉從隋唐起直到清末，實行一千多年，各種制度都比較完善，要在科場中作弊很不容易。比如進入考場，要經過嚴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筆墨硯）也要檢查，帶進去的午餐干糧都要切開來看看，要夾帶進入號房是很難的。收買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試，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個剛正不阿不要錢的，把你揭發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試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稱為“闈墨”，還要刊刻印書，賣給參加考試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就是干這個行當的。文章不太像樣，拿不出手，刊刻出來更會惹禍。朝廷對科場作弊都用重典，被處以極刑的屢見不鮮。咸豐年間大學士柏俊就因科場作弊被腰斬。魯迅的前輩也因涉及科場案弄得傾家蕩產，身陷囹圄。因此除偶爾有人鋌而走險外，人們大都不敢以身試法，考試作弊的現象實屬少見。

科舉考中的狀元以及進士、舉人等，在社會上大都是一時俊彥，頗能干出一番事業。以清朝為例，260多年中，舉行殿試112次，中狀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狀元畢沅，除官至湖廣總督而外，經、史、文字學、金石學造詣都很深，

并且主持編纂《續資治通鑒》220卷。咸豐丙辰狀元翁同龢，官至軍機大臣、尚書，是同治、光緒兩朝的帝師，甲午戰爭中堅決主戰，戊戌變法時堅決支持光緒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職，其膽識為時人稱贊和景仰。毛澤東說過，談到中國的現代工業，不能忘記四個人。這四個人中有一個叫張謇的，是中國民族工業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緒甲午科的狀元。諸如此類的人還可舉出不少。有人說，中狀元大都靠運氣，這種情況確實也有。光緒癸卯科殿試時，適值慈禧太后70大壽，進士王壽彭名字吉利（古代傳說中彭祖壽高八百歲），因而中狀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鳴盛、孫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時的大學問家，而狀元則不太出色，有人譏諷考官有眼無珠，說三個狀元都是撞上了大運。上述情況在歷史上畢竟少見，不能認為中狀元都是碰上了好運，而應該承認，狀元大都還是當時知識分子中的佼佼者，不能說他們是平庸之輩。

其實，科舉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對生員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輩或本人要過飯，可以參加科舉并中狀元，如宋朝的呂蒙正和明朝的范際昌；可是有的職業卻被視為“賤業”，如剃頭的和唱戲的，子孫不能參加科考，這是毫無道理的規定，是科舉制度中嚴重的不公正。

四、科舉廢除順理成章

科舉制度本身也存在著許多弊病。唐宋時代，限制還沒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釋儒家經典要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就束縛了人們的思想。明清兩朝還規定，科舉考試的文體為八股文，這種死板僵化的文體，對人們思想的束縛更為嚴重，這兩項頗為世人所詬病。

科舉制度最致命的弱點，是清朝中后期它選拔出來的人才不能適應國家和社會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緒年間，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務運動，創辦了一些新式企業，如招商局、電報局等。這些企業是要用西方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來經營管理的，出身于科舉的舉人秀才對這些東西十分陌生，無法勝任工作。西方的學校正是培養這方面人才的，它們有小學、中學、大學，各種專門學科齊全，這顯然比我們的科舉制度優越。如果我們還是八股取士、策論取士，新的人才從何而來？再說，西學東漸之后，各門自然科學如物理、化學等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知識分子茫然無知，還在整天子曰詩云，如何跟得上社會發展的步伐？因此我國的有識之士抨擊科舉，提出“廢科舉，興學堂”，這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僅是一種主張，而且已付諸實踐。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創辦北洋西學堂（北洋大學前身），1897年，盛宣懷在上海創辦南洋公學（交通大學前身），后來各省也陸續創辦了新式學堂。在這種情況下，19正式廢止科舉，由學校取而代之，就是順理成章、勢所必然的了。至此，科舉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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